CICC党建栏目｜党的历史上第一个惩治贪污腐败的文件

1926年，盛夏。大革命的烽火正燃遍大江南北，一纸通告从中共中央发出，飞越暑气蒸腾的黄浦江，悄然传向全国各地的党组织。

“坚决”二字掷地有声，“清洗”一词毕露锋芒，《中共中央扩大会议通告——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以下简称《通告》）全文仅数百字，却字字如刀、直白犀利。在那个革命洪流奔涌的年代，它像一柄出鞘的利剑，直指党内情弊。

这份简短的通告，成为党的历史上第一个惩治贪污腐败的文件，也成为解读百年大党何以始终做到自我净化、自我革新的密码。

1926年的中国，正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剧变。

两年前，国民党一大举行，对三民主义作了“适应时代潮流的新解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共产党员进入国民革命军担任政治工作，他们宣传革命、发动群众、组织工农，成为这场大革命中最活跃的力量。经过国共两党共同努力，国民革命的影响很快从中国的南部扩大到中部和北部，从国共两党扩大到工人、农民、士兵、青年学生和中小商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五卅运动，大大促进了群众的觉醒，给了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一次前所未有的打击。正如工人运动领袖邓中夏所说：“五卅运动以后，革命高潮，一泻汪洋，于是构成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国大革命。”

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中国共产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党员人数从1925年中共四大时的不足千人，如春笋破土般猛增至1927年中共五大时的五万余人。

烈火烹油之际，往往也是沉滓浮现之时。就在革命烈火熊熊燃烧之际，党内悄然滋生的投机倾向与纪律松弛问题，引起党中央高度警觉。

1926年7月中旬，中央局在向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的政治报告中，既充分肯定了党的建设所取得的成绩，也清醒指出了“党员数量虽然增加而质量确是退化了”，主要包括：党员“都缺乏理论及确定的革命人生观，尤其是很少能将理论活用到实际工作上去”；负责同志“有雇佣劳动倾向，缺少从前那样刻苦奋斗的精神和自发的革命情绪”；有些党员“发生贪官污吏化（即有经济不清楚、揩油等情弊）”。

针对这些问题，特别是“贪官污吏化”苗头，会议结束不到一个月，中共中央8月4日发出《通告》。《通告》开篇，便以一种近乎冷峻的清醒，揭示了腐败与革命之间的根本对立：“在这革命潮流仍在高涨的时候，许多投机腐败的坏分子，均会跑在革命的队伍中来，一个革命的党若是容留这些分子在内，必定会使他的党陷于腐化，不特不能执行革命的工作，且将为群众所厌弃。”

“这份文件言简意赅，把腐败的危害和中国共产党对坚决清除腐败分子的态度讲得清清楚楚。”武汉革命博物馆党委书记、馆长万玲分析，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仅五年，并没有可供谋取私利的政治资本，党内也谈不上有多少滋生腐败的物质资源。当时党的发展势头正好，党中央却能够未雨绸缪，敏锐地察觉到党内混入“投机腐败分子”的危险，并果断采取措施加以应对。“这种清醒和决断，正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的体现。”

《通告》全文不到500字，其历史意义远超篇幅所限。作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专门针对贪污腐化问题的文件，《通告》也是我们党正式开展反腐败工作的实践起点，表明中国共产党与腐败水火不容，党内决不允许有腐败分子的藏身之地。

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各色人等向党组织靠拢。其中，既有满腔热血的理想主义者，也不乏投机钻营的逐利之徒。正如《通告》所敏锐洞察到的：“我们的党乘着革命的高潮，有突飞的发展，这自然是一件可喜的现象。但同时投机腐败分子之混入，也恐是一件难免的事，尤其在比较接近政权的地方或政治、军事工作较发展的地方，更易有此现象。”

这番话，绝非杞人忧天。当个别党员开始出现侵吞公款、化公为私、生活奢靡等腐化迹象，这些行为如同白蚁蛀梁，看似细微，实则致命。他们侵蚀的不仅是党的经费，更是党在群众中的威望；他们损害的不仅是个人的品行，更是整个组织的生命力。

《通告》进一步剖析了当时党内腐败的主要症候：“最显著的事实，就是贪污的行为，往往在经济问题上发生吞款、揩油的情弊。”

寥寥数语，精准画像。“吞款”是鲸吞，“揩油”是蚕食，无论大小，皆为贪腐。《通告》更指出，此类行为“不仅丧失革命者的道德，且亦为普通社会道德所不容”。在革命者眼中，清正廉洁是做人的基本底线。一个连普通社会道德都无法遵守的人，何以担当改造社会的革命重任？

在大革命的洪流中，出现一些贪污腐化现象，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尽管是个别现象，是支流，但也是坚决不允许的。基于这样的“诊断”，《通告》开出了“猛药”：“应该很坚决的洗清这些不良分子，和这些不良倾向奋斗，才能坚固我们的营垒，才能树立党在群众中的威望。”“如有此类行为者，务须不容情的洗刷出党，不可令留存党中，使党腐化，且败坏党在群众中的威望。”

“坚决”“不容情”“洗刷”……这些词汇传递出一种毫不妥协、绝不姑息的态度，一种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决心。为了坚固营垒，必须剔除腐肉；为了树立威望，必须清洗污名。

这是一个极具警示意义的案例。王复元，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1926年10月被任命为中共山东区执行委员，实际上成为党在青岛的主要负责人。这位曾经投身革命的青年，在权力和金钱面前却败下阵来。1927年，王复元赴武汉出席中共五大后，党中央委托他将拨给山东党组织的活动经费一千元带回。他却谎称这笔钱在途中被盗，将钱据为己有。此后，他又以去上海联络工作为名，从山东省委机关印刷单位——集成石印局拿走两千元，导致这家承担着印刷山东党内刊物《红星》、党的文件与宣传材料重任的石印局，后因经济困窘被迫停业。

不久，王复元的贪腐行为暴露，时任山东省委书记邓恩铭到青岛找到王复元，并给予严厉批评，督促其退款。王复元一开始还辩解，谎称只是暂时借用、很快归还，后来干脆四处躲藏、不再露面。在此情况下，山东省委决定开除其党籍。由此，王复元成为党史上第一个因为贪污腐化被开除党籍的党员。